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1867年6月9日，坂本龙马与后藤象二郎（土佐藩参政）一同乘坐藩船夕颜号从长崎出发前往兵库。此时，幕府将军正在京都召开大名会议，商讨如何应对“萨长同盟”。

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幕府下共有四大藩属：会津藩、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其中会津藩属于佐幕派，萨摩藩与长州藩属于倒幕势力中的“武力倒幕”派，坂本龙马出身的土佐藩则是倒幕势力中的“无血倒幕”派，相争的焦点是权力，没有谁对日本未来提出完整的设想。

德川庆喜极力避免战争，但希望能继续保有权力。坂本龙马认为，只要内战爆发，就是日本的失败，于是他促成了倒幕联盟。

在船上坂本龙马向后藤象二郎提出“船中八策”，后藤象二郎将“船中八策”作为白皮书交给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船中八策”的主旨是“大政奉还”，即超越权力之争，止息干戈。

“萨长联盟”接天皇密诏，计划于1867年10月24日起兵，武力讨伐幕府，但10月24日德川庆喜宣布“大政奉还”，即将天下大政奉还朝廷，政令由朝廷发布，顿时令武力讨伐失去借口。

天皇颁布《王政复古令》，废除幕府，标志着日本进入明治新政府时代。持续260多年的德川幕府统治自此结束，也标志着日本近代史的开始。

1867年11月15日，坂本龙马在京都被一群愤怒的武士暗杀。萨长的倒幕激进派再次以武力进逼，德川庆喜败退江户，幕府被推翻，开启了萨长两州的武士控制政府的局面。

“船中八策”是：

一、天下政权还于朝廷，政令应当出于朝廷。去除藩镇的权力。

二、设上下议政局，置议员以参万机，展公议以决万机。建立议会制度。

三、公卿诸侯，以致天下人才，举其有能，并且赐官晋爵，以为顾问，另削有名无实之官，应广招有志之士。

四、广采公议以交外国，检讨规约以定其当。实现主权平等。

五、复核古有之律令，撰定完善之法典。制定宪法。

六、扩张海军。控制海权。

七、置亲兵以卫帝都。

八、金银货物等市易之事，应参照外国，定其宜当之法。实行一种物价体制。

坂本龙马并不想建立一个由天皇独裁统治的政权，而是要求仿效英国的议会制，建立一个包含各藩主及下级武士组成的共和政府。但是萨长两州的武士控制政府，后来仿效的是普鲁士君主立宪制。

1869年5月9日，天皇进驻东京。

明治政府派出岩仓使团以将近两年的时间考察世界，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式的共和政治、英国式的君主立宪都不适合日本的国情，不足以仿效。

由“小国”走向“大国”的普鲁士道路，才是最适合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日本应该在政治、军事方面以普鲁士为范例，就完全可能像普鲁士一样崛起于东方。大久保利通认为，“民主政治实合天理之本然”，但“不适用于习惯旧习、固守宿弊之国民”。他认为以君主立宪之名、行专制集权主义统治之实的德国政治体制更适合日本，“重新经营国家不可不如彼”。木户孝允也说，“现在罕有与普国新政比邻者”，“尤当取者，应以普国为第一”。日本的国家制度就是德意志帝国在东方的翻版。

德川幕府末期，许多日本学者提出了日本向外侵略扩张的理论，认为日本应跳出岛国的局限，“雄飞海外”。本多利明在1798年出版的《经世秘策》和《西域物语》等著作中认为，日本应以征服世界为终极目标，为此他提出向勘察加半岛、满洲、库页岛等地扩张，并实行欧洲的“开拓制度”（即殖民制度）。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极其细致地阐述了征服中国的具体方案，他的先侵略满洲再征服中国、西侵东亚大陆与南侵东南亚并进的扩张路线，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日本陆军和日本海军。佐藤的理论比较成系统且具体，他提出的以朝鲜和中国为主要侵略目标甚至侵占印度的主张，在当时虽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在明治时期，佐藤的思想受到日本政府的实际主持者大久保利通等人的看重，他的扩张主义思想随其著作的出版在日本广为传播，奠定了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基础。

福泽渝吉写道：“日本是医生，肩负文明教师的责任。朝鲜犹如四肢瘫痪的病人。日本对朝鲜进行干预，不应谦让畏缩，而应迅猛直前，把朝鲜带进文明世界。”

明治政府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

大野健一《从江户到平成－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路》：为了实现日本的近代化，明治政府制定了以下三个目标：

（1）经济近代化（产业振兴）；

（2）政治近代化（制定宪法和设置议会）；

（3）军事近代化（对外扩张）。

殖产兴业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富国的目的强兵，强兵的目的是为了侵略。

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7个方面：

（1）建设铁路，发展航运、邮政、电报和电话等近代交通、通讯事业。

（2）接管幕府和各藩的工矿企业，加以改造和扩充，以形成国有的企业体系；大力创办各种称为“模范工厂”的新式近代企业。

（3）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改造原有技术和工具。

（4）采用奖励、保护等多种方式，鼓励优质新产品和发明创新；举办交流会、博览会以推广先进技术。

（5）推行“劝农”政策，引进西方农业技术、农牧业品种和经营管理制度；结合“士族授产”的“劝业”，使大批原封建武士从事农垦。

（6）扶植与保护私人资本，促进私人企业发展。为加速工业化进程，政府在1880年发布“官业下放令”，从1880年11月起，决定将军工、铸币、通讯、铁道、印刷等特殊部门以外的官营企业廉价出售给三井、三菱、川崎、古河等特权大资本家。这标志着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它放弃了以国营企业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方针，转而实行大力扶持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促成了财阀的兴起。

（7）奖励国产，鼓励国货出口。

维新政府掌握政权之后的第三年，就成立了工部省，目的是“劝奖百工”，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发展日本经济。下设工学、劝工、矿山、铁路、土木建筑、灯塔、造船、电讯、制铁和制造等工商业部门，作为全面负责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领导机关。工部省首先接管了幕府和各藩经营的矿山和工场，创办了官营企业（即国有企业），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并且兴建铁路。

作为岩仓使节团的副使，大久保利通参观了英国的纺织厂和造船厂后写道，“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在他看来，只有兴办制造业，才能物产丰富，而制造业发展“仰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功”。1873年，岩仓使节团归国后，设立了统筹官营事业的内务省，纠正了过去工部省偏重发展重工业的状况，以发展农业、产品加工、海运业等为主。与工部省配合，共同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大久保利通领导的内务省同大隈重信的大藏省、伊藤博文的工部省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领导体制，从紧张的财政收入中挤出一大笔钱，在各地建立官营棉纺厂、水泥厂、玻璃厂等“模范工厂”。内务省利用国家资金，创办了千住呢绒厂、新町纺纱厂和爱知纺纱厂等近代化的“模范工厂”，以此起示范作用进而推动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除工部、内务两省外，1869年在北海道设置“开拓使”。它作为开发北海道的机构，积极推动北海道开发事业，如测量地形、调查矿产、开采煤矿、发展交通运输等。直到1882年2月，开拓使才被撤消，其间经营了39个工厂，如札幌炼铁厂、机械厂、啤酒厂、函馆煤气厂、厚岸罐头厂、制糖厂等。这些工厂对北海道近代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