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 密涅瓦的鸱鸺在薄暮中起飞

第三章  日本产业政策是经济军国主义

想起了731部队

1981年秋，美国记者约翰·W·鲍威尔发表了《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一文。鲍威尔于1919年生于中国，父母都是美国人。在中国，鲍威尔曾亲历“细菌战”。1940年5月、6月间，731部队出动飞机，在中国浙江撒下了大量的鼠疫跳蚤。鼠疫很快在中国的城市、农村传播蔓延。

鲍威尔后来回忆说：“凑巧那时我在宁波……日军在当地进行细菌战的结果，使许多中国农民像虫蚁一样被杀死了……我无比愤怒。”

1953年，鲍威尔回到了美国，他一直在搜集着日本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相关证据，并写过数篇揭露文章，却所获甚微。1981年，鲍威尔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堆积如山的文件里，发现了有关731部队的档案资料，找到了侵华日军研究和实施细菌战的直接证据。这些档案，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盟军总司令部麦克阿瑟之间往来的机密文件，其中具体记录了对731部队石井四郎等首要分子的审讯及有关人员的移交问题。

鲍威尔后来回忆说：“长期以来，这些文件一直列为机密。由于实施‘情报公开法’我才搞到了手。”

731部队在1936年建立，是日本在领土以外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的代号，由石井四郎担任部队长。为掩人耳目，731部队伪装成一个水净化部队。先后叫过“加茂部队”、“东乡部队”（秘密番号为“满洲第六五九部队”，取名东乡部队是为了纪念石井四郎心中的偶像东乡平八郎）、“关东军防疫给水总部”、“满洲二五二零二部队”等等。

一些研究者认为至少10000名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和同盟国战俘在731部队的试验中被害。1939年，七三一部队首次在中蒙边界之诺门罕战斗中使用细菌武器；随着侵略战争之扩大，日本关东军和华北、华中、华南之派遣军以及南方军中，都建立起名为“防疫给水部队”之细菌部队，先后对中国之浙江、湖南以及山东、广东等地实施大规模细菌战，造成大批平民死伤。

詹鶽《推动日本奇迹的手》“产业政策是日本独创的用词，在西方经济术语中是找不到的。它的定义可说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其中包括了本国工业的保护，策略工业的发展，因应国内外情变化而做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政策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反映，这种主义一切以本国利益为优先。”

野口悠纪雄一直强调“1940年体制”，这个词令日本人很不爽。

什么是1940年体制呢？“1940年体制在战争时期确立，是旨在全面支援侵略战争的经济体制。战争结束以后，其目的被变更为增强经济实力，特别是生产能力。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以官僚为核心的战时体制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年体制就是一种战时经济体制，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指向，那就是为了总体战，战时经济体制的核心就是要形成有效的“国家动员体制”。

很多人认为，日本战后经济体制经历了美国占领军的改造，包括拆散财阀，已经实现“民主化”了。但是，野口悠纪雄认为，美国占领当局并不了解日本经济体制，而执行所谓改造计划的人基本还是原先的经济官僚。1940年体制的核心要素，包括以银行为中心的融资体系、大企业的垄断地位、比较平均的农地体制等。这些制度在战后日本基本保留下来，并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

臭名昭著的731部队

在野口悠纪雄看来，战后日本经济的起落其实就是1940年体制的罪与罚，为什么在50至70年代日本经济可以高歌猛进呢？日本的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顺应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当时主要的产业是钢铁、造船、化工、机电、造船等重化工业，“这些领域都有利于大型企业利用垂直一体化管理方法提高生产效率。因此，经济活动不以通过市场的合作为主，而是主要以大企业内部的职能分担和合作为核心。”

日本产业政策就是一个世纪骗局，如同给细菌战部队起一个“给水防疫部队”的名字作为装，这使得研究产业政策成为一个可笑的行为——研究的不过是皇帝的新衣。

战后的日本其实没有改变。天皇还在皇宫里传宗接代，战犯的阴魂还在靖国神社里供奉，大部分甲级战犯逃过了审判，1940年的官僚们还在，东条英机内阁的国务大臣岸信介不但当了首相，连他的弟弟、孙子也过了一把首相瘾，日本战后70多年，最忙的事就是修改宪法第九条，最盼事就是周边有事，自卫队换面旗子就是大日本皇军，合适的时候，也免不了会再次袭击关岛……

所谓产业政策，就如同丰田汽车公司的传票卡，不过是战略欺骗的烟雾弹。它的理论依据根本不是市场失灵或者政府干预，也不是凯恩斯，而是北一辉的理论。具体措施是学德国的招数，战略目的就是赢得最终决战，实现八纮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