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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岁月里，曾经亲如兄弟的中苏两国关系却突然降到了冰点。

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为防备苏联的突然袭击，作为解放军军用车辆生产基地的“二汽”悄然在湖北十堰成立。

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汽车工业发展采取的是一种“卫星制”的发展模式。以地方行政区域内的整车厂为中心，配套若干零配件厂成为基本形态。

即便有新厂建设，也还是从老厂复制整套模式，从设备技术到人员配备，都是一个模子出来。

自给自足的汽车工业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时中国汽车产业链不足的窘境，却也使得生产和销售僵化，毫无市场概念。

整个六七十年代，一汽的“红旗”轿车由于专供高级干部，产量少得可怜。

唯一算是大批量生产的轿车，只有1964年由“凤凰”更名为“上海”的轿车。这款轿车底盘仿自波兰“华沙”轿车，车身外形仿自克莱斯勒的“顺风”车。同时也是当时最早采用车身外板成套冲模技术，以及拼装流水线作业的轿车。

截至70年代末，“上海”牌轿车共生产了17000多辆，成为我国公务用车和出租车的主要车型。

1978年，算上一汽、二汽生产的货运车，以及“上海”牌轿车和北京“212吉普”，还有各地零星生产的汽车，全国汽车产量不到15万辆。

在中国封闭的岁月里，世界汽车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1978年，日本汽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远超第二名美国800万辆的年产量。

这时，闭门造车的中国汽车工业已静悄悄走过了近30年，终于有机会走出国门看看。

同年10月，中国机械代表团访欧，与德国大众商谈合资建设轿车企业的事宜。

随后，德国《明镜》周刊记者悄悄来到上海访问。

当他看到偌大的上海汽车厂车间，工人居然还在使用榔头、橡皮槌等原始的工具制造汽车，亦如百年前的德国汽车的生产作坊时，毫不掩饰自己的忧虑：“大众汽车即将在一个孤岛上生产，这里没有任何配件供应商。”

甚至“中外合资”这个词，还是美国人提出的概念。

中国机械代表团访欧之时，恰好美国通用汽车的董事长汤姆斯·墨菲来华访问。

在与二汽商讨合作生产重型卡车可能性时，面对忧心忡忡的中方代表，汤姆斯·墨菲用了“joint venture”（合资企业）这个词。

汤姆斯·墨菲对此形象地形容，双方合作就像“结婚”，共同组建一个新家庭。

结婚是大事，二汽不敢做主，报告一层层递到了邓公手里。

那时，邓公刚从日本访问回国，在日本时，他参观了日产汽车、君津制铁所、松下公司等日企，并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拿到二汽的汇报，邓公沉思片刻，大笔一挥写下七个字“合资经营可以办”。

最高领导人的批示掀开了中国汽车产业合资的序幕，西方先进技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击着尚未醒过神的中国汽车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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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拿到了领导人的“尚方宝剑”，可二汽迟迟没敢下决心，因为既没先例也没“婆家”，心里实在没底。

1982年，机械部旗下的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成立，时任机械部部长的饶斌同时兼任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中国汽车业终于有了行业管理职能的部门。

此时黄浦江畔，中德两国一场长达数年的谈判终于落下帷幕。

1983年4月11日，上海汽车厂诞生了第一辆中国组装的桑塔纳轿车。

1984年，北京吉普挂牌成立，成为中国第一家合资汽车企业；同年，德国大众与上汽集团在人民大会堂签订合营合同，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由于很长时期我国的汽车工业是以运输为主的货车为主导，民用轿车市场停滞不前，整体工业技术还停留在欧美国家二战后的水平。

桑塔纳的出现不仅满足了普通富裕家庭的购车愿望，更让不断吐槽“上海”牌轿车油耗大、毛病频发的政府官员眼前一亮。

桑塔纳虽然源自同期德国大众帕萨特B2车型，在世界并不算最先进技术，但胜在外形简洁大方，结构坚固，性能远超同期所有国产车。桑塔纳的闪亮登场，更让国产车进入了“寒冬”。

1984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开会，其中有讨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事项。

会议期间，中汽董事长饶斌和总经理李刚被叫到北戴河旁听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会议，并做一汽和二汽的工作汇报。

饶斌此行本想借此机会为国产车争取更多资源和机会，不料却听到一个“噩耗”：令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红旗”轿车被勒令停产。

停产理由是“红旗”轿车油耗大，性能不够稳定，量产率也不高。

这让饶斌很焦急，他从历史背景讲到政治意义，试图改变领导的想法。

可惜说来说去，他依然没能改变这个决定，“红旗”车就此停产。

饶斌也并非不知领导层的苦衷，改革开放多年，曾经计划经济指导汽车生产的制度已跟不上时代。

尤其是打开国门后，进口轿车的数量一度超过国产轿车的生产量，我国落后的轿车工业根本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在综合体制和经济效益考虑下，国产轿车行业只能忍痛断臂。

更为严重的是，改革多年，社会经济面临因流通不畅、市场疲软造成的通货膨胀，大量行业盲目投资造成了巨大浪费，这对汽车产业也是警醒。

领导层更清楚地知道，外资汽车进入中国后，势必对中国国产轿车行业形成巨大冲击，但自己研发实在太慢，只能通过合资方式边合作边吸收，持续稳定发展中国的汽车产业。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中国在1986年颁布的汽车产业政策，整整影响了中国汽车工业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