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不服“软”不行
病根在幕后
有意思的是,大家都知道软件方面的功夫“欲速则不达”,但大众自己的软件业务进程,却在多方因素的影响下很难“快”起来。
自子公司成立以来,CARIAD就致力于打造一个全栈自研、且适用于集团旗下所有品牌的统一软件平台。为了加速高端电动平台PPE的项目进程,CARIAD在去年秋季重新制定了资源分配的优先级,这让新软件平台的规划不得不延迟——
在首席执行官希尔根伯格看来,这其实暴露了集团内部的一个问题,软件业务的时间表看似野心勃勃,但新车发布的最终时间却取决于旗下不同品牌。因此,来自新车产品的不确定性又经常打乱软件业务的原有计划,有的甚至被推翻重来,造成极大的内耗。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希尔根伯格认为,从本质上讲,大众软件只有10%的问题来自技术,剩下90%都是文化上的。CARIAD最初的成员结构,大部分是从保时捷、大众和奥迪等品牌“调岗”过去的,剩下的少数来自特斯拉以及思爱普SAP。这意味着,公司其实在短期内汇集了几十种企业文化,来自不同的汽车制造商,甚至来自不同行业,在这个复杂的文化大熔炉里,事情的推进并不如预期般顺利。
大众的病根在幕后,软件业务也不例外。不仅如此,大众的软件业务还是这艘制造巨轮上最能剖析出“幕后”影响“前台”的一个切面。
这几年,大众一直致力于推行体系改革,去中心化/去集权化体系(Decentralized System)正是改变家族式企业弊端的一个方向。因为大众教父皮耶希的起落故事,一次次重演在大众掌门人身上,集团管理层全权掌控导致了多重领导、臃肿机构和庞杂业务,过去的大众虽强大有力,却不善应变,上下疏于沟通,许多问题被隐藏得不到解决。
唯一的方案,是引入组织变革。
在成立之初,CARIAD的管理制度和架构是参照大众集团制定的,这种对传统模式的“复制黏贴”,放在软件领域并不适用。
过去两年的时间里,CARIAD废除了所有与集团同名的机构,不断地减少等级,试图在决策上变得更快。这些变革得到集团一把手赫伯特·迪斯的大力支持,他是扁平化管理理念的拥趸,但他没想到的是,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和角力内耗,又一次在软件部门上演。
CARIAD成立只有两年时间,但董事会已经更替了不只一次,而围绕着项目主导权,迪斯更是亲自挂帅,打赢了这场核心业务的利益保卫战。
很多读者可能知道,CARIAD的前身是成立于2020年的大众汽车软件事业部Car.Software Organisation(简称CSO),但无论是第一任负责人森格(Christian Senger),还是后来的负责人杜斯曼,或是现任一把手希尔根伯格,清一色都是迪斯的嫡系(迪斯、森格与希尔根伯格均来自宝马),且和集团内部的奥迪系关系密切。
这让保时捷系的另一支势力十分不满,但是在频繁的人事地震之后,迪斯还是牢牢握紧了软件业务的方向盘,但代价就是极大的内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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